我的机构改革人生轨迹

我的人生轨迹大概和我国的改革轨迹有些吻合。

1992年参加工作，大概是当年毕业生最后一批包分配的，不需要参加现在的国考省考和选调生考试，当然，当时也没有像公选王、毕上这样的公务员培训机构。

我被恩施州委组织部直接选派到龙马区乡镇担任乡长助理，这个地方现在是克强总理农村综合改革的联系点，其实就是深度贫困的地区。当时因为没关系没靠山，虽然工作得之容易，但既不是天上掉个大馅饼，也不是天上掉个大陷阱。

1995年，我在恩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《区乡干部道苦衷》，市政府领导看见后，把我调到恩施市政府办公室工作，当时正处于国企大改革时期，有名的诸城市委书记陈光是全国先进典型，大家都叫他陈卖光，我那时给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当秘书，还组织去诸城学习考察过。

1998年，我到恩施市白果乡当乡长。正遇上朱镕基总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比如分税制改革，把好的大的税源都分给了国税，一些芝麻税留给了地方。当时流行一句话：国税靠发票，工商靠执照，地税靠领导。我当时25岁，是个娃娃乡长，要解决700多人吃财政饭和乡里的发展稳定问题，压力山大。但改革倒逼我们培育了一些新的税源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。

2002年底，我到利川任市委常委，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，逐步取消了三提五统和农特两税，极大地解放了基层干部和农民兄弟，换来了农村干群关系的和谐、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。

2008年，全国干部制度改革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成了常态，我先后糊里糊涂的参加了四次全国公选领导干部，考了四次第一名，写了四次考核材料，迎接了上海、浙江、贵州和湖北考核组四次考察，所以现在有人取笑我辞职干公务员考试培训，有点“久病成良医”的感觉。

2012年，正值全国文化体制改革，我正式变身为国企负责人，被组织上砸掉了我端了20年的铁饭碗，当时心里挺难受的，大概和今天很多公务员将被改革的滋味大同小异。

2017年11月，44岁，我自己革了自己的命，下海创业。巧合的是，我又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我国史无前例、全面彻底、影响深远的一次机构改革。

机构改革，有我同行。改革大潮，顺之者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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